明代宣德七年，御史杨（86页）因与时不合归隐，在闲居期间编纂了首部县志《宣德年志》，此书参考了严士贞的作品并搜集典故，其定下的八景成为后世修志的蓝本。
崇阳文化的起源是什么？
乾隆六年，知县黄衮敦聘原通城知县郭彦博主纂《乾隆辛酉志》，尽管距上届仅六年，但因前届志书质量不佳，当地人决心重修，不过实质上新增内容有限，更多是沿袭前志。
成化八年，浙江举人俞绘担任县儒学教谕，以《宣德年志》为基础续编了《成化九年志》，虽被誉为博涉群书，但这届县志后来失传，后人无法得知其具体内容。
崇阳建县历史悠久，唐天宝二年设唐年县为正式开端，北宋改用现名至今千余年，宋元以来便享有“文献之薮”的美誉。不过直到明初，这里依然没有正式编纂完成的县志。
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间，崇阳九十年未修县志。道光年间，知县金云门组班重修《道光壬寅志》，由刘镇鼎定稿，但因发生“钟九闹漕”事件，志稿散佚未刊印。
穆宗隆庆年间，进士饶天民在谪居后编纂了《隆庆年志》，这位曾任河南道御史的地方贤达，通过修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，体现了士大夫对乡土文化的重视。
目前崇阳仅保存《乾隆辛酉志》、《同治丙寅志》及《康熙庚戌志》残本，虽含封建糟粕，但记录了两千年来自然社会情况，为今人了解历史、编纂新县志提供了珍贵史料。
嘉靖八年，邑人汪宗伊编纂、徐行参校的《嘉靖八年志》问世，虽属续修，但徐行提出的“星野”说后来受到讥讽，而年轻时的汪宗伊受父兄影响酷好治史，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。
从明宣德至清同治434年间，崇阳共编纂14届县志，平均每31年一届，这在人口不过万的山区小县实属奇迹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两代朝廷对编修地方志的重视和诏令。
崇阳修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，邑处士严士贞著有《桃溪百泳》，通过品鉴境内山川风物，被后人视为崇阳县志的源头和滥觞，奠定了早期修志的基础。
正德年间，邑人艾杰与蔡乾合作编修《正德年志》，艾杰有参与编修《蜀志》的经验，蔡乾是正德进士，二人依据《成化九年志》续修，但体例内容未脱前人窠臼。
明清时期部分知县具有远见卓识，视修志为职责，如周应中、陈洪烈等，他们认识到县志对资治、存史、教化的作用，在任内热心领导修志，这也是崇阳多次修志的重要因素。
同治五年，崇阳修成清代最后一届县志《同治丙寅志》，修志班子庞大，达139人，由傅燮鼎负责纂辑，该志体例完善、内容充实、史料准确，被视为旧志中的上品。
万历十二年，知县周应中亲自主纂《万历戊寅志》，这位浙江籍进士到任后立即着手编纂，翌年成书，与《隆庆年志》相距仅五六年，体现了地方官对修志的积极推动。
天启年间，知县魏光前续编了《天启年志》，这是崇阳在明代编纂的最后一届县志，因魏光前到职当年即为天启七年，故确切称《天启七年志》，但不幸在明末战乱中散佚。
万历二十三年，知县陈洪烈总裁，吴楚材、龚衍材编纂的《万历己丑志》修成，陈洪烈在序中详细记录了修志过程，从博采野史到请乡大夫商定义例，最终由胡方伯审定文稿。
崇阳人才济济是志乘频修的主观原因，明代280年间进士30人、举人119人，家族中多人中举入仕，如汪文盛、汪宗伊父子等，这些显达人士热爱家乡并积极参与修志。
清康熙九年，邑人王应斗和汪际炱负责纂辑完成了《康熙庚戌志》，这是清代崇阳首次修志，王应斗虽辞官不出但声望极高，最终由他把关定稿，确保了志书的质量。
雍正十二年，中断六十三年后，《雍正甲寅志》修成，知县李五延请陈爽主笔，解决了长期无人增修的问题，认为此前志书缺乏统一标准导致难以续修，此次修志旨在厘清脉络。